台灣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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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政府將地鐵票價調高0.04美元，引發群眾不滿而爆發大規模抗爭，反映出庶民生活的艱辛與對社會貧富不均的不滿。自從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發起第一槍後，韓國、法國、阿根廷、西班牙、香港、印度等皆爆發聯合國所稱的平民暴動。雖然有些抗議表面上與庶民經濟的議題無關，但背後均反映庶民對長期處於經濟弱勢的不滿。

在台灣，庶民經濟也成為選舉熱門話題。台灣的庶民經濟是否能與世界現象脫鉤，走出自己的一條和平翻身之路？雖然不是不可能，但仍是困難重重。

筆者定義庶民為中產階級以下的人民。中產階級採取寬鬆的標準，只要可支配所得達到一年60萬元台幣即可稱作中產階級。即使如此，以2018年的資料，有高達70%的民眾可支配所得不及60萬。也就是說，在此定義下，台灣有七成民眾皆是庶民。

以往，庶民沉溺於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所帶來的驕傲，樂見政府將所有資源挹注在高科技發展，幫助先進產業發展不但是國家的光榮，經濟成長後所有庶民也可以分得一杯羹。但是當庶民覺醒，發現政府這樣作只肥了少數人的荷包，自己所繳的稅被拿去支援高科技產業，看著別人名車豪宅，自己卻仍然一貧如洗。

多數國家使用所得重分配的方式，對高收入者課重稅來補貼低收入的庶民。在貧富不均加劇下，需要救濟的庶民越來越多，政府因應的方法就是對富人課更高的稅。但政府沒有想到的是，庶民需要的不是救濟，而是給他們一個更公平的發展環境，以自己的能力來提高收入。所以正確的政策不是放任貧富不均，再用重分配的方式減少不均，而是在源頭阻止貧富不均的發生。

要達到此一目的將會面對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困難。在經濟上，目前GDP成長率是大家所共同接受檢驗政府績效的指標，同時也攸關國家的財政收入。台灣長期經濟成長已呈階梯式下跌，目前落至2%的區間，救經濟的首要目標就是要讓經濟從零成長的地心引力中脫離，要政府放棄追求經濟成長極大化有相當困難。

在政治上，成長最快的部門也是握有最多資源的部門，對政治的影響力自然也最大。事實上這些部門的企業不需要運用任何政治手段，只要能說服政府不繼續提供它們資源對台灣經濟成長將有很大的傷害，就可以達到目的。另外一些不在成長部門的大企業，則運用尋租的手段來謀取利益。剩下可以分配給庶民的資源就寥寥無幾。事實上，全世界都一樣，很少聽到有庶民參與政治資源分配的。庶民想要得到政治人物真正關愛的眼神比登天還難。

以往舊思維認為，扶助庶民只是一種福利政策，不會對經濟成長有任何貢獻，台灣經濟政策還陷入此一舊思維中。新成長模式必須是先進產業與庶民經濟的雙引擎成長。扶助庶民經濟不再是只出不進的社會福利，而是可以得到回饋並有能力貢獻經濟成長的另一具引擎。我們要做的就是找到啟動這具引擎的開關，在不犧牲整體經濟成長下，提升庶民的福祉。

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世界各國還未出現成功的案例，但也絕非不可能。要達到此一目的，經濟發展策略需要翻轉重組，政策工具與資源分配的方式均需重新檢討。高科技產業必須依賴政府扶持的迷思需要打破，更多資源應轉向促進庶民經濟的成長。

聯合報標題: 資源重組 庶民經濟翻身